“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民族化”是侯外廬晚年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命題，也是他在總結自己一生的史學研究事業(yè)的反思中概括出的“研究原則和方法”之一。這一命題不僅具有方法論價值，更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的現(xiàn)實意義，它亦可成為深化侯外廬史學思想研究的切入點和聚焦點。筆者從理論史切入，針對具體的研究，聚焦“唯物史觀”，堅持“邏輯和歷史相一致”的認識論原則，做一探討。

翻譯《資本論》，確立“唯物史觀”

通過回憶錄《韌的追求》，我們知道，侯外廬翻譯《資本論》的思想動機源于李大釗的思想啟示。他認為，“與李大釗同志的接觸，使我的思想發(fā)生了根本性的變化”，我“從他那里感染到對理論的濃郁興趣”。這里的“理論”是有特指的，就是“唯物史觀”。李大釗對侯外廬的具體指導，我們已無從知曉，但是循著李大釗“思辨”的理路，我們還是能夠略見其端倪。

(相關資料圖)

李大釗在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中明確指出，我們要用“思辨”的態(tài)度看待這“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”。所謂“原動”就在于“唯物”。1919年7月到1920年12月，是李大釗的理論“思辨”最活躍的時期，理論成果十分豐富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著“唯物史觀”而展開的，他嘗試運用“唯物史觀”研究中國社會、中國經濟和中國文化。1920年10月，他開始在北京大學為經濟學系、歷史學系、政治學系學生講授“唯物史觀”，并編寫了《唯物史觀講義》。

1950年4月，侯外廬著文回憶當年從李大釗的文章中受到的教誨?！段镔|變動與道德變動》是“一篇研究唯物史觀的名文”，它“使我感受了思想上的極大震動”，“沖破了我的舊迷夢”。侯外廬清晰地記得，他從李大釗處借的書籍中，“有布哈林的《唯物史觀》英譯本”。

在翻譯《資本論》中，侯外廬獲得深刻的感悟，“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，不僅在于其理論，而且在于其超群出眾、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?！顿Y本論》的理論和《資本論》本身所體現(xiàn)的方法論，是應予同等重視的”，“我個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，才得領悟此中意義”。

筆者認為，對中國人來說，“唯物史觀”是“舶來物”，它所包含的確實是“前無古人”的“研究方式”，因此才會在中國產生近代以來最大的“思想變動”。侯外廬翻譯中苦思的感受是真切的、符合實際的。

發(fā)展“唯物史觀”，力求實現(xiàn)“民族化”

1932年，侯外廬從法國留學歸國后任教于北平大學法學院，同時在北平師范大學兼課，講授“唯物史觀”。但課程最初以“歷史哲學”命名。在學生的強烈要求下，校方“不得不同意做出名副其實的更改”。這是侯外廬為發(fā)展“唯物史觀”所做的初步嘗試。

在翻譯告一段落后，侯外廬自覺從政治經濟學研究轉向中國歷史研究，在研究中發(fā)展“唯物史觀”，使“唯物史觀”實現(xiàn)“民族化”。

白壽彝先生指出，“外廬同志總的道路，是要研究中國歷史發(fā)展的具體規(guī)律?！吨袊糯鐣氛摗肥撬昧ψ疃嗟某晒?。那么，如何研究“具體規(guī)律”呢？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指導的“一般規(guī)律”研究如何同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相聯(lián)系呢？切入點究竟選在哪里？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中國古代社會史。用侯外廬的話說，他是以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》為原本，探究中華文明之特色，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發(fā)展過程及其特點，做出“理論延長”。從一定意義上說，他和恩格斯非常相像，都是在“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”。

理論上的另一個切入點，是從生產方式概念的界定入手，引出“亞細亞生產方式”問題。在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的“自序”中，侯外廬寫道，“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個原則，是首先必須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。為了解答這個懸案，的確花費了不少的精力，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答案”。“我斷定‘古代’是有不同路徑的”（注：暗示要努力證明社會發(fā)展的特殊規(guī)律），“在馬克思、恩格斯的經典文獻上，所謂‘古典的古代’、‘亞細亞的古代’，都是指的奴隸社會。但是兩者的序列卻不一定是亞細亞在前。有時古典列在前面，有時兩者并列，作為‘第一種’和‘第二種’看待的。‘古典的古代’是革命的路徑；‘亞細亞的古代’卻是改良的路徑”。侯外廬以此為理論的“原則”不是偶發(fā)的奇想，與他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理解有著密切的內在聯(lián)系，而他的理解又是根植于多年對《資本論》的翻譯。

作為中國最早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人，支撐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他對“生產方式”概念的深刻把握。在他臨終前為即將出版的《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》所撰寫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，概括了他的社會史研究的“原則和方法”。他指出，“社會史研究，先從經濟學入手”?！耙詺v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歷史科學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。我在《社會史導論》中說了這樣的話：‘在經濟學和歷史學中，研究社會發(fā)展的一般構成，是一個先決的問題，沒有在此方面做確定的認識，就要犯錯誤’”?！把芯繗v史，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，根據(jù)生產方式來區(qū)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，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?！?/p>

基于上述認知，對生產方式，侯外廬得出了特殊的理解：“特殊的（歷史上一定的）生產資料和特殊的（歷史上一定的）勞動者（力）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。用馬克思《資本論》中的話來表述，就是‘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，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。但是，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。凡要進行生產，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。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，使社會結構區(qū)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’。馬克思接著就據(jù)此概括作為特定社會形態(tài)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”。

“唯物史觀”與認識論的結合

著眼于發(fā)展“唯物史觀”，恩格斯在談到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時曾特別指出，要堅持“邏輯和歷史的一致”，與認識論相結合，才能更好地發(fā)揮其理論功能。在《卡爾·馬克思“政治經濟學批判”》中，他指出，“對經濟學的批判，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，也可以采取兩種方式：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”。因此，“歷史從哪里開始，思想的進程也應從哪里開始”。我們“采取這個方法時，邏輯的發(fā)展完全不必限于純抽象的領域。相反，它需要歷史的例證，需要不斷接觸現(xiàn)實”。

在方法論方面，侯外廬的研究既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，又同樣關注于“歷史的例證”和“不斷接觸現(xiàn)實”，探尋內在理路，以探得“求是之學”。因此，他在20世紀80代初，總結中國思想史的主要特點時首先強調，“人類認識（思維）的發(fā)展依存于社會實踐的發(fā)展，如果從長期的社會歷史去觀察，而不是局限于一個階段，那么，在歷史的中軸線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邏輯的東西是反映著歷史的東西，邏輯和歷史是辯證的統(tǒng)一”。顯然，這同恩格斯的觀點是一致的。

我們還注意到，結合中國文化自身的變化，侯外廬贊賞章太炎和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方法，重視“義理”與“考據(jù)”的融合。從學術史研究出發(fā)，他將對兩位大師的學術實踐評價寫入了《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》和《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》，為我們展示了一條從“唯物史觀”到社會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研究的新理路，從而表現(xiàn)出真正的“大歷史觀”。

侯外廬贊許章太炎是“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次嘗試者”，并“可惜他沒有自己把這一問題的材料編著起來，使后來治學術史的人剽竊其余義，多難發(fā)覺”。在認識論方面，章太炎“忠實于名相”，“不肯曲解名相”，“其‘樸’固至可貴”。章太炎“國故民紀，絕于余手”的名士氣概，深深地感染了侯外廬，在他的歷史探索實踐中，我們很自然地會看到章太炎的影子。

針對王國維的治學精神，侯外廬也給予高度評價。他指出，王國維堅持“當以事實決事實，而不當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”，他“在史學上依據(jù)了真理，走了‘可信’的研究方向”。他的古史學成果，特別是東西文明起源的差別性研究、古史古字考證，對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。例如：對“德”和“彝”的研究（“周代始成有德有彝者，蓋歷史的變化。道德是文明社會的產物”），不僅啟發(fā)了侯外廬，也啟發(fā)了李大釗。

（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）

關鍵詞：